“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是目前令全世界担忧的问题，而中国人的切身感受相比之下更为强烈。近日，安联集团的国际养老金负责人米毕嘉女士（BrigitteMiksa）来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发表主题演讲，分享她几十年参与欧洲养老体制建设和商业保险市场运用的丰富经验。

　　米毕嘉女士是欧洲长期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养老金制度的著名专家。她也多次受中国政府之邀到访中国讲课。此次她参加的是主题为“平衡：持续与充足”的欧洲养老金管理及商业保险价值运用专题学术研讨会，由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上海市保险学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联合主办。

　　中国“变老”来得太快养老体系包含了三大支柱

　　“世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尤其是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致使养老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从她用数据画出的一张图上可一目了然：从开始老龄化到即将到来的超级老龄化阶段，法国经历的时间超过150年，有较长的时间用于准备；然而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这条老龄化时间曲线很陡峭，只有几十年，变老的时间到来得太快。中国未富先老使得养老保险工作有点措手不及。在亚洲新兴国家，年轻人需要抚养的人口越来越多。

　　她介绍说，目前主推的养老体系包含了三大支柱：社保养老、与工作相关的养老金和退休储蓄、个人退休储蓄。三者构成了总的退休收入，其中社保养老平均占60%-70%。在人口的结构变化给社保养老体系带来影响的同时，第二、第三支柱是养老金更多的资金来源，确保了中高收入人群维持退休之前的生活水准。米毕嘉指出，即使是第一支柱社保，亚洲国家的覆盖也尚不能做到很全面，因此养老金改革更多取决于第二支柱，即企业给职工缴纳养老年金的增加，做大资金池。但是职业养老金是企业自愿缴纳的，不可能做到全覆盖，平均覆盖面为25%左右。

　　个人退休储蓄作为第三支柱，能让养老收入更加稳定。“三个支柱组合在一起，能分散养老风险。”她认为，丹麦是全球养老体系中做得最好的国家，对每一个支柱应该发挥多大作用都有明确的目标，同时确保中低收入人群的养老金水平能达到平均的60%-80%，不至于在老年时陷于贫困。大多数国家在个人养老金情况信息汇总方面做得不好，不大有人能搞清楚，自己退休后从三个养老支柱那里到底能拿多少钱。丹麦是唯一一个做得很好的例子，个人可以从社保、保险及银行等多个连在一起的账户里看到自己每部分的养老资产情况，个人和企业投资养老账户的主动性也增强了。

　　中国养老多靠家庭

　　保证退休后收入的是工作

　　“我自己也为养老做了充分的准备，希望66岁时能退休。”米毕嘉说，能大致计算出自己退休后每月能拿到多少养老资金，是大家都希望的。

　　对于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很多国家都在进行，但是要兼顾可持续性和充足性，这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她举例说，日本的可持续性低，但充足率高。这意味着日本退休老人收入高，生活水平好，却难以长期继续，最后可能导致养老金体系维持不下去。中国的问题在于不但可持续性低，充足率也不高。大量的养老金缺口依赖家庭成员提供。

　　欧洲鼓励个人养老储蓄，社保养老收入占养老金的比例在下降，来自和工作相关的养老金比例在上升。“最有效保证退休后收入的，是工作。”米毕嘉一语中的。欧洲国家就正在这么做，提高退休年龄，比如把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挂钩，使退休之后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相对确定。挪威推出渐进式部分退休的方法，也允许提前退休，但就拿不到全额的社保养老金。高收入人群相对来说愿意提前退休，虽然放弃了一部分退休金，但是因为拥有足够的储蓄，钱足够花了。多出来的这部分社保养老金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

　　在她看来，延迟退休也会在中国推行。“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劳动力在萎缩，延迟退休能弥补部分生产力上的缺口。”同时，中国非常有必要鼓励社保以外的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储备。她提出，如果老年人长期需要家庭提供照料护理，也需要考虑到家属的生理和心理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