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在当前的社保制度下，政策设计还有很多缺陷，“跑冒滴漏”现象非常严重。郑秉文表示，比如，当前设定的缴费标准是以上年社会平均工资为标准，而每年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相比上年要增长14%，这就意味着社保基金缴纳的基数缩小了。

　　中国处于社保制度的扩张期，因而每年增长的缴费收入掩盖了制度的缺点。郑秉文认为，10年后，中国实现了“应保尽保”后，其不可持续性就会暴露出来，所以中国应该在窗口期关闭前尽早实现改革，否则就是把矛盾推向了下一代。(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凤桃)

　　从战略高度认识养老保障问题

　　近日，一份关于“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18.3万亿”的研究报告引发高度关注。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面对，中国老龄化进程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来得快。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也显示老龄化加深，人口结构面临拐点。

　　人口结构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它意味着社会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的增加，比如，需增加有关养老的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这些都意味着经济资源配置格局以及国民储蓄格局的改变。

　　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然而与之相伴的却是政府长期承诺的迅速扩大，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吞噬着政府的财政资源。那么中国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呢？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在较低收入水平下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又要考虑量力而行，防止对长期增长带来冲击。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养老保障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就养老保障模式而言，分为家庭保障模式、国家福利保障模式和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共建保障模式三种。

　　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支柱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就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