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养老基金对地方政府来说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现阶段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几乎不可能。例如，10多年来，上海社保局对企业年金的管理体制虽历经四次嬗变，但始终没有引入一个较好的基金治理结构。恰恰相反，其政府的附属性质和附属程度却亦步亦趋。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隶属上海市劳动局的“上海市退休费统筹管理所”划拨出1亿元资金创立申宝公司，利用“部分结余”投资房地产；第二次是1993年成立上海市社会保险管理局，代之以原上海市退休费统筹管理所，但申宝公司也相应划转上海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其行政管理与商业运营一体化的结构仍未改变，政企不分、亦官亦商的结构依然未有改变。第三次是1998年，原劳动局和社会保险管理局合二为一，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正式成立，但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基金管理权更加集中。第四次是2002年上海社保局相继登记成立了上海社保中心和上海年金中心，但“两金”（社保基金与企业年金）长期混用的局面依然故我，管理体制和决策程序没有任何变化。

　　第二，所有养老基金，包括企业年金，其投资项目的产权看上去是“性质不清，产权不明”，成为公权侵蚀的一个“蜜罐”。企业年金的这种性质非常容易被政府所操控，并造成投资的任意性，对股市、房地产甚至体育项目的投资都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在个别人直接垂直操控之下，一言堂代替了“集体研究”，人治就代替了法人治理结构。于是，挪用资金、利益输送和裙带关系、关联交易等违规操作就难以完全避免。

　　实际上，即使在发达国家，虽然政府控制型企业年金能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但公共权力操控投资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的，并成为滋生腐败的根源，不可避免也会导致地方政府养老基金案件和丑闻的层出不穷，这些都值得发人深省。

　　例如，美国密苏里州公务员退休计划曾建立一个风险资本，但3年之后就由于投资不当收益率太低而被迫关闭；伊利诺伊州将2100万美元挪用至州财政之中；加州养老基金1991年挪用16亿美元用于平衡州财政；明尼苏达州一支烟草业的股票在清仓时发现损失了200万美元。

　　第三，没有法人治理结构就没有披露信息的强制性，养老计划的参保人和受益人就对资金的投资、收益、分配等一无所知，进而就谈不上监管。例如，在落款日期为2005年12月31日的某地方“×劳保福发（2005）44号”《结算本市补充保险基金收益分配的通知》中，只有一句话：“各参保单位和个人2004年末的补充养老保险账户储存额按4.00%的收益分配率计算收益”，2005年的收益情况只给出了一个表格。

　　经过笔者计算可以得知，2005年的平均收益率仅为2.167％。即使这样一个象征性的信息披露，也是极不规范的，全文只有几百字。除此之外，该地方社保机构网站的其他关于企业年金的信息则一无所有，亏多少赢多少等方面信息，可以说是“极不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