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4家子公司3年1772人向深圳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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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多岁就出来打工，蛮想多挣点钱回家，钱没挣多少，身体却垮了。”36岁的谢湘斌是湖南冷水江市潘桥乡人，他指着自己的身体说：“现在一身都是伤痛。”

　　潘毅等人编著、今年7月在内地出版的《我在富士康》一书列举了多个类似的案例，该书指出：“由于雇主没有申报工伤，‘幸运’的工人由管理人员私下为其解决医疗费，倒霉的工人则要自己垫付医疗费，甚至有一些工人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导致伤势恶化。这种情况揭示出富士康的工伤管理制度中存在着大量的黑洞。”

　　除此之外，晶报报道过的张廷振的情况属于另一种情形。张廷振在进入富士康工作之时，就是与注册在惠州的公司签劳动合同。当他发生事故后，就不能在深圳做劳动能力鉴定，也不能在深圳申请工伤认定，因此深圳社保局统计的富士康工伤人数中，也就不包含类似张廷振这样的工伤受害者。而类似张廷振这样虽然人在深圳工作，但劳动合同却在外地的人员，据知情人士称，可能高达数万人。

　　如此算来，富士康深圳公司每年的工伤人数，几乎可能是个无法统计的数目。

　　晶报深度记者就富士康历年工伤人数等相关情况向富士康媒体办公室发去采访提纲，截至昨日17时止，未收到任何回应。

　　□访谈

　　“根源在于为节约成本忽视工人安全”

　　访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专家潘毅

　　2010年至2011年，香港理工大学潘毅教授会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副教授、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和沈原教授等3位教授，组织北大、清华、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社会学系和新闻系的近百名师生，对富士康在广东、山西、江苏等内地的19个厂区，进行了历时2年、多达6次，迄今所知耗时最长、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实地调查，其中有近20人潜伏进入富士康工厂内，共收集有效问卷2409份，采访工人500多人，整理第一手采访资料10余万字，发布了三次调研报告，产生了巨大反响。

　　作为富士康在大陆最大的厂区，深圳的龙华和观澜是这次具有浓厚学院背景的田野调查的调研重点，由潘毅教授亲自指挥。

　　潘毅教授及其团队的调查涵盖了富士康问题的方方面面，而其中也涉及到富士康工人的工伤问题。近日，晶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潘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