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婉茹救助事件既充分体现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也看到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不断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对此，它至少给我们带来以下三方面的思考。

　　制度宣导应纳入政府预算

　　首先，在完善医保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加强宣传指导和号召广大企业主和员工积极参保应列入工作安排和预算之内。由于邓婉茹原来参保的企业破产，其医保到2004年11月就停止了缴纳。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的医保制度均属现收现付制，企业一旦破产停止缴费，员工便自然不能享受医保待遇。为此，医保部门应大力宣传参保的重要意义，让全社会都应广泛了解在企业破产之后续保的重要性。

　　在参保意识非常强的发达国家，他们对医保的宣传也是非常重视的，并且力度非常大，例如1999年7月法国通过了“普遍医疗保障”法案（CMU），2000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当时我正好在法国访问，看到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法国各级政府拨款大肆宣传CMU，CMU一时间便成为法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词汇，各种宣传招贴画铺天盖地，各种免费广告通过各种媒体不间断地24小时宣传，内容非常详细，从享受的资格条件，到各种待遇的标准，例如免费医疗范围，甚至包括助听器、假牙等的免费项目等，各种待遇条件说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图文并茂，应有尽有，深入人心，虽然笔者对宣传的具体预算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得出，宣传的力度非常之大，印象非常深刻。

　　对于医保制度的宣传工作重要性，在许多转型国家既有经验，又有教训，例如，波兰医保制度改革之所以卓有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1997年和1999年两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宣传工作；而拉脱维亚正相反，在改革之初由于宣传工作没有跟上而导致改革进程有所反复。我国医保制度面临的困难较大，固然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宣传工作不到位不能说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尽快解决保障便携性问题

　　其次，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医保制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需要从国家的层面予以统筹考虑，加大改革力度与步伐，对目前存在的种种制度障碍与困境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适应劳动力的流动和需要。

　　我们应下大力气尽快解决医保的便携性问题。据报载，2005年1月邓婉茹所在公司倒闭时其户口还未及时迁入深圳，无法续交医保，直到当年5月才把户口迁入深圳，但还未来得及去续交医保就已发现患上癌症。就是说，不管医保还是养老制度，都存在着便携性的致命障碍，异地打工难以转移接续。从全国的层面来看，在许多城镇，户籍是享受待遇一个重要的障碍，甚至成为同工不同待遇的一个鸿沟，成为人为割裂医保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邓婉茹的深圳户籍毕竟最终还是解决了，尽管为时晚矣，但是，更多的邓婉茹们是难以解决户籍问题的。概而言之，便携性较差与户籍制度障碍是一个双重困难，已成为导致农民工退保的主要原因，成为我国医保制度难以扩面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