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面对重大疾病带来的财务风险，除了提前留足资金之外，没有其他的应对方法。人们不得不一直采用这种典型的“风险自留”式财务安排，直到南非出现了一位充满人文情感的医生——Marius Barnard。

　　面对诸多身患重疾，治愈后却家庭破产，甚至有望治愈但经济上无法继续的病人，Marius Barnard医生只能无奈地感慨：“我们在身体上治疗病人， 却在财务上杀死他们”。久而久之，这位医生为身患重疾的病人设计了一种金融工具——提前缴纳费用，在缴费者罹患重大疾病之时，向他提供相应的资金补偿，帮助他渡过难关。这就是最初的重大疾病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的诞生过程也决定了其基本形态——只要被保险人被确诊罹患重大疾病，保险人一次性赔付一笔约定数额的资金(即保额)给被保险人，以供被保险人的疾病治疗所需。重大疾病保险解决了人们面对重大疾病时经济储备不足、短期现金流困难等问题，在经济上帮助罹患重大疾病的人渡过难关。这种从诞生之初就打上了深刻人文关怀烙印的产品，一直作为每个家庭成员的第一配置而不可或缺，同时也是用于抵御重大疾病风险最有力的工具。

　　一、重大疾病离我们有多远

　　据卫生部统计，人一生罹患重大疾病的概率为72.18%。我国每年新发癌症200万，新发心脑血管疾病150万。用精确测算形式，即每分钟，全国就有3.81人新发癌症，2.85人新发心脑血管疾病。

　　重疾频发与我们日常生活变化是分不开的。就像网上流行的一种调侃：“早餐吃着地沟油炸出的油饼;午餐吃一碟海南毒豇豆;晚餐来两对苏丹红烤翅;最后喝上一杯三聚氰胺牛奶安睡……”说的虽比较夸张，但这些食品的工业化加工确是不争的事实。而环境、食品的改变，正潜移默化的摧残着我们的身体健康。

　　二、重大疾病治疗效果的变革

　　纵观整个重大疾病治疗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医疗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很多致命的“重大”疾病变成了不再致命的“常规”疾病。例如在青霉素被发现之前，身体感染任何炎症都可能丧命;而在青霉素广泛使用后，炎症的治愈率已经很高了。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重大疾病的治疗效果和实际存活率同样也在大大提高。所以面对72.18%这样的数字，我们不用失望。

　　据相关统计，大部分器官移植手术术后存活率已达到90%以上;45岁以下患有心脏病的成年人，手术后3年存活率达到80%以上;即使是“第一杀手”癌症，5年存活率也已经达到男性65%、女性78%。

　　今时今日，罹患重大疾病而正常生存的并不在少数。著名歌手蔡琴，早年间曾罹患乳腺癌，现在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年逾八旬的意大利指挥大师阿巴多，在1999年罹患胃癌，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经治疗后重返舞台，去年还带领琉森节日乐团在北京连续演出四场……可见，只要能够合理应对，重大疾病并不一定等于绝症。

　　有一句老话“此物有病治病，没病防身”。“此物”在今天看来，完全可以理解为“财务”。合理规划个人财务，不要让自己或亲人再得上“经济绝症”。充沛的资金不仅在紧急时刻(得病时)可以以备不时之需，更重要的是在紧急过后(治愈后)也能为自己安排舒适的生活。

　　三、应对重大疾病的财务安排

　　1、医保不是“万能保”

　　长期以来，“医保”在我国的医疗体系中承担着基础性的作用，是我国普通百姓面对疾病威胁的重要保障措施。特别是2010年以来，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医保”制度还在不断完善——在更多的城市和地区，“一老一小”正在普及，大学生医保正在深入，特别是范围最广的城镇职工医保也在不断进步。以北京为例，今年就有提高职工医保最高支付限额、提高住院大额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在职职工门诊的医保报销比例等几项措施。在这几项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北京市在职职工医保的全年支付上限将达到30万元，目录内的支付比例也将达到8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