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本地人已经不多，像刘淑兰这样的外地人占据了大多数。南腔北调，让刘淑兰觉得“挺新鲜”。但随即她发现，“似乎只有老乡最好打交道”。
慢慢地，她并不像在老家时那样，左邻右舍地瞎串门，她也开始像个城市人，每天低头忙自己的事情，只跟三五个熟人联络感情。每天伴随她的，是即使“看不到也能听得到声音”的铁轨和高架桥。
“附近的邻居总是来的来、走的走，说不清哪天就出现了新面孔，管不了那么多。”她说。但只要能一家人其乐融融，这些小事刘淑兰也便不大在意了。
10年前，衙门口村还居住着不少“老北京”。那之后，本地村民开始搬迁，将老房子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由于价格低廉，从来不愁租不出去。对于“拆迁”的传闻，沸沸扬扬传了好几年，村民们也不大在意了。
刚到北京不久，刘淑兰的小孙子患了感冒，她不知该到哪里去找医生，在家急得团团转。
眼看孙子的症状有增无减，她跑到附近小商店问店主“哪里能买到感冒药”。正巧碰上平日关系不错的老乡大姐。大姐告诉她：“我知道个诊所，也是咱山东老乡开的，带孩子去看看吧。”
一听是山东老乡，刘淑兰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她赶紧回家抱起孙子，跟着大姐，匆匆向西后街的方向走去。此行的目的地，就是日后出了人命的那家诊所。
当时的刘淑兰并未预料到开头的那幕惨剧。踏进面积不大的诊所，口音的相近让刘淑兰有种“回到家的感觉”，她赶紧让“医生”看了看孙子的症状，“医生”对她说：“孩子没事，吃两天药就好了。”
拿着开好的药，刘淑兰道完感谢，便抱着孙子匆匆往家赶，还有全家人的晚饭在等着她做。当时的她并不清楚，自己碰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医生。
无论如何，“老乡医生”开的药还是见效了。没过几天，小孙子又欢蹦乱跳，围着刘淑兰调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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