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仲裁：一个特别的普法课堂

　　十几年来，他们一直遵守着这样的作息时间：早上，开着那辆“小白龙”（一辆白色面包车），从办公楼前出发，奔赴企业或伤者家中搞调查；晚上（时间不定），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到办公楼前。途中，他们已累得不想再说一句话。他们就是泽州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担任工伤调查和调解的“三剑客”——左新军、赵坤利和司云峰。

　　一年300多天在路上，一年平均要调查300多起信访、工伤案件，他们经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辛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在调解的路上，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呢？仲裁办副主任左新军说：“因为我们从自己的工作中看到了成效，见证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

　　从不愿入保到抢着入保

　　赵坤利依然清楚地记得2004年的事情。

　　那年的1月1日，是《工伤保险条例》正式实施的日子。这个条例打破了原来工伤保险仅适用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限制，把工伤保险覆盖面扩大到各类企业及全体职工，并统一了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工伤保险由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迈出了一大步。这么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如果贯彻到位，将会对劳动者的维权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时，泽州县劳动仲裁委配合市里，在巴公、下村、南村、高都等地设立宣传点，挂标语、放高音喇叭、用流动宣传车进行宣传，同时还借助媒体，大力宣传参加工伤保险的好处。但其结果却让人心灰意冷：宣传员自说自话，老百姓看看热闹，企业无人问津。好多企业都认为，给工人交保险就是打水漂。

　　谁承想，东方不亮西方亮。也就在当年，苏庄煤矿的一起事故，改变了《条例》落实难的境况。

　　2004年3月，由于在施工中顶板塌了下来，当时正在井下的一名副矿长被砸成植物人。他在特护病房里住了9个月也没有醒来，后在其家属的要求下出院，在家接受治疗。而此时，他在医院的费用已达60多万元。这些钱，对当时刚开始生产没多久的煤矿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遇了这么大的事，矿领导愁肠百结。所幸当时有一个倾斜政策：为了扩大参保覆盖面，当年为工人补交上工伤保险的，都可以享受保险赔付。左新军和赵坤利根据单位的指令，马上收集资料，为苏庄煤矿的所有职工办理了工伤保险。按照保险的相关条款，不仅支付了这名伤者的医疗费用和各项补偿金，还为其亲属办理了抚恤金。直到现在，这个人的妻子还领着抚恤金，且抚恤金额还在不断提高。

　　赵坤利说：“这么一起大事故，花费及补偿金额达到90多万元，而企业只负担了15万元。工伤保险扮演了‘及时雨’的角色，一方面可使伤者得到及时救助，一方面也分担了企业的风险，同时还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是一举三得的好事。”

　　这件事不胫而走，在南村、川底及有煤矿的企业产生了轰动效应，其传播效果远胜过宣传人员的千言万语。2004年，几乎所有的县乡煤矿都为工人上了工伤保险。现在，几乎所有的注册企业，哪怕是只有三五个人的小厂，开始生产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

　　从不愿入保到抢着入保，工伤保险的推行，引发了企业及职工理念的深刻变化。

　　调解纠纷由难到易

　　很多人都知道，调解劳动纠纷，说难也难，说易也易。但到底有多难多易？左新军举了两个例子。

　　2003年，泽州县南村镇一家铸造厂发生了工伤事故，企业和伤者赵某因赔偿数额协商不成，赵某的亲属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当时，这家企业没有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左新军和赵坤利到这家企业调查时，企业负责人避而不见，赵某的工友也借故推脱，甚至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故意捣乱。他俩清楚，这是企业事先安排好的。为了一项简单的调查，他们跑了5趟，去之前先打电话联系，但每回都找不到人。后来，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探访，终于还原了事实真相，最后用政策和法律维护了赵某的合法权益。

　　2010年4月10日，王坡煤矿职工苗国义在井下工作时受伤。事故发生后，企业首先把苗国义送往医院救治，然后及时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积极协助劳动仲裁委的工作人员搞工伤调查。由于企业每月都按苗国义月收入的2%为其办理了工伤保险，5月19日，苗国义最终获得了保险公司赔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工伤医疗费49000多元。而这起工伤调查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资料和手续都是企业积极提供的。

　　当初的“难”和现在的“易”，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不仅工伤调查容易了，调解纠纷也少了许多人为的障碍。仲裁办主任苗建军说：“以前调解一起纠纷，企业认为伤者是故意讹诈，而伤者或其亲属认为是企业不负责任。这里面确实有为富不仁者，但也不排除漫天要价者。调解一场纠纷，要用尽各种手段，好言相劝、政策高压，经过几轮谈判、拉锯战才能接近尾声。而现在，几乎每个企业都为职工办理了工伤保险，发生事故后，企业方处理问题的积极性很高。即使出现一些摩擦，也是因为双方不明白有关政策，或者是对政策的误解造成的。一些纠纷，通过双方一两次调解或者几次电话沟通，就能得到解决。”

　　政策换来素质提升

　　十余年前，泽州县犁川镇一农民在工厂打工时发生事故，不幸死亡，其亲属找到泽州县劳动仲裁委，要求仲裁。仲裁员司云峰在搞工伤调查时，就为其算了一笔账，认为最后的赔偿数额最高4.5万元，可其家属不接受，又请了律师进行核算，因律师估算的赔偿数字远远超过了司云峰的核算，对方就更坚定了打官司的决心。两年官司打下来，房子也卖了，最后得到的赔偿数额还是4.5万元。这件事在犁川及周边村镇影响很大。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企业职工不再认为政策、法规是事不关己的事，他们工作之余也开始学习法律了。从法律小册子上学，从《今日说法》等法制栏目上学，从企业的培训课上学。遇到问题，他们会拿出法律条款，与企业、当事人讲道理，讨论谁对谁错。

　　苗建军说：“普通人的法律素质在不断提高，我们仲裁人员也必须随着政策的进步而不断完善自己。1998年的一个仲裁案件，对我们触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