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坚持依法监管。依法必先加强立法，要以“简约”、“管用”为目标，大力推进中介监管制度废、改、立，建立高效力的“游戏规则”，不求多而求精，不求全面而求实用。

　　我们要抓住《保险法》启动修订的契机，从更高层面系统研究和构建保险中介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要强化处罚效力，加大违法成本。依法还要强调执行，有了法律就要严格执行，特别是处罚上不能打折扣，必须把鲜明的政策界限体现出来，否则就容易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保险中介领域亦要推进简政放权。凡市场能决定的，就还给市场；凡企业能自主的，就还给企业；凡社会能自己解决的，就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前一阶段，保监会按照国务院统一要求，把保险公估从业人员资格核准许可事项移交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管理，走出了保险中介监管简政放权的重要一步，今后我们还将继续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资质管理方式。

　　今后我们还将转变监管方式。中介监管要从“直接管”转向“间接管”。通过强化保险公司对保险中介的管控责任，以保险公司为抓手，来提升监管效力效率。此外，要探索建立一套符合中国保险中介市场实际的保险中介监管核心指标体系，完善保险中介服务评价体系，引导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逐步转变“重业务、轻管理”的经营理念和粗放经营模式。

　　《财经》：清理整顿、深化改革，涉及一系列的领域和问题，比如营销体制改革问题、中介机构准入门槛问题以及“大资管”时代下保险中介涉足理财产品销售的问题，保监会对此有哪些新的监管举措？

　　黄洪：你提到的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实际问题，我们需要在清理整顿中逐步理出清晰明确的思路。营销体制改革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认为，改革的落脚点是让营销员真正得到实惠，重点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提高营销员的收入，二是要理顺营销员与保险公司的法律关系。

　　通常来说，人们选择职业要考虑职业尊严和收入两个价值导向，在保险营销社会地位相对不高的现实下，必须依靠提高收入吸引高素质人才。

　　这涉及佣金分配的问题，要通过改革产品定价和营销层级考核机制，让更多的费用向一线倾斜。另外，我们鼓励探索试点独立代理人模式，前提是法律关系要清晰。

　　对于其他方面，我们也在深入思考。比如，保险中介机构准入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单一的资本金要求，也不能简单地以控制市场主体数量规模而论，需要从市场需求的多样性、消费者消费的便利性以及中介机构的生命周期等因素出发，建立规则统一、有力有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

　　对于保险中介从事财富管理的问题，我们考虑完善相关的监管联动和协调机制，以取得相应的销售资格和销售正规的理财产品作为先置门槛。

　　对于防范保险中介财务造假问题，我们考虑把做好与保险公司业务系统的对接作为新设机构的前置要求，同时建立财务账户监管制度。

　　总之，在清理整顿和改革过程中，对于各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将一步步探索，坚持把监管部门与基层主体的两个积极性调动起来，把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起来，把改革创新与建章立制有机结合起来。

　　保险中介市场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最突出，基层和市场主体以及消费者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我们将虚心求教于市场和消费者，方能寻得改革真经。（文章来源：《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