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次社保缴费基数的上调都会引发一定的争论，这次也不例外。近期，在各地平均工资水平公布之后，多地根据平均工资的上涨调整了社保缴费基数标准。此举激发了底层的不少怨言，一些人感到收入“被下降”了，因为工资并未上涨，但社保缴费却上升了。

　　北京市的做法是：社保缴费基数上限按照本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确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职工，下限按照该数的40%确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职工，下限按其60%确定。这实际上就造成，工资在平均工资60%或40%以下的工作者，社保缴费占工资的比例会上升，而收入在平均工资300%以上的工作者，其社保缴费占工资的比例较低，工资越高就越低。也就是说，目前的社保缴费制度框架其实具有某种“累退”性质，对穷人的冲击比对富人的冲击要大得多。

　　实践中，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实际工资还有可能被高估。因为社会平均工资的统计范围是规模以上企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并没有被纳入其中。而且，各地统计的实际工资通常以正式经济部门有据可查的工资为基础，但现实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地下经济，交易以非正式方式进行。从这些角度来看，穷人收入“被降低”的程度还会更多，而且这也不利于吸收更多农民工加入社保，扩展社保覆盖面，也不利于疏导和规范各种地下经济，将其吸纳到正式经济之中。

　　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理论上，社保费用由企业、员工个人和政府三方共同承担，但其实前二者是缴费的主力。理论上，企业为员工缴纳的社保是一种“福利”，然而实际上最终的负担落到谁头上，还要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关系，所以，在那些就业形势不太好的行业，社保缴费上涨的成本会更多落到劳动者的肩头。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劳动者的利益，社保缴费基数上调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是不平均的，比如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冲击，就比对劳动力需求少的新兴产业要大。而现在中国仍然需要巩固和增强制造业基础，需要降低这些企业的负担。

　　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有人提议改变社保缴费基数的计算标准，不再依据平均工资。的确，工资收入总是会呈现金字塔形，高收入的人是少数，低收入者构成巨大的塔基，所以以平均工资为标准，确实不利于低收入者。因此，有人倡议用工资中位数。这固然比平均工资更能反映全体就业者的实际收入情况，然而，工资中位数并不容易统计，需要掌握企业内部的个体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远比计算平均数复杂。更根本的问题是，在工资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即使是计算中位数，那些收入最低的人也还逃不掉收入“被下降”的命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