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者了解，“人保部和全国总工会正在讨论
医保缴纳比例问题，重点是个人医保缴纳比例如何提高。”专家认为，目前
医疗保险覆盖人群个人缴费比例偏低，个人缴费比例提高将是解决大病医保等棘手问题的良方，也有助于减轻政府和企业负担。（9月9日《中国经营报》）
如果“个人缴费比例偏低”属实，“提高个人医保缴纳比例”确实具有一定合理性，也确实有助于增强医保保障能力。但问题是，时下我国医保当真存在“个人缴费比例偏低”，以及需要“减轻政府负担”的问题吗？答案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作为我国医保主体的“城镇职工医保”并非政府负担，而主要是由职工缴纳工资的10%左右构成（企业8%、个人2%），2%的个人缴费看似不高，但从实际负担角度看，8%的企业缴费其实还是由职工个人劳动支付的。从整个
社保负担角度看，除了医保，职工同时还要缴纳工资28%的
养老保险，以及工伤、生育、失业等保险。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研究，中国五项社保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甚至50%，在全世界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在这种沉重的职工社保负担大背景下，“医保个人缴费比例偏低”的奇谈怪论，显然让人匪夷所思。
此外，职工医保之外的居民医保、新农合，个人缴费比例确实不高，基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补贴。但问题是，作为整个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参保对象———前者主要为未成年人和非从业城镇居民，后者为农民，简单“提高个人缴纳比例”，是否符合其经济承受能力？对最弱势群体提供补贴，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这理应是政府基本职责所在！
而从财政支出角度看，当前政府的医保负担谈不上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减轻”而是“增加”。数据显示，“目前社会保障支出占我国财政支出12%，远低于西方国家30%-50%。”其实，在医保领域，眼下“政府负担”的，并不止是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公务员群体不用缴费、完全由财政埋单的公费医疗，实际上才是真正最大的政府负担。如据广州市人社局不久前披露，广州市公务员公费医疗2012年预算支出14亿，而2012年广州210万农民医保费用总计不到8。2亿。这种背景下，最应怎样减轻“政府负担”、提高谁的“医保缴纳比例”，无疑不言而喻。
另外，即使不论具体的医保“政府负担”状况，仅从医保基金本身管理、结存率状况上看，我们同样也找不到“提高个人缴纳比例”的合理必要性。数据显示，2011年城镇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5539亿元，支出4431亿元，累计结存4015亿元。这意味着，去年城镇医保基金结存率超过20%，远高于一般合理水平的10%，并不存在资金紧张不够用的问题。而2011年新农合筹资2047。6亿元，支出1710。2亿元，年结存率也超过16%。
鉴于此，笔者以为，除非能同时做到以下三点，否则“提高个人医保缴纳比例”很难具备真正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一，大幅提高政府支付中的医保投入比例；其二，尽快全面废除不公正的公务员“免费医疗”体制，实现医保并轨；其三，继续降低过高的医保基金结存率、不断提高其使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