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意味着比较淡薄的生活，自由、健康、快乐。和我过去的生活比，只是不挣钱了，但享受的方式是一样的，享受生活的成本更低了。以前我必须开某个档次的车，穿某种牌子的衣服，组织一些饭局，但养老阶段这些都不需要了，不会再为社会关系花钱了。房子有两套足够，60岁卖一套，70岁卖一套。我还问过一位医生，中国治疗癌症要花多少钱，他说20万元吧，做手术十几万元已经是豪华型。如果我得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大病，那也没办法了。

　　所以，我算了一下，对我而言，净资产能够有800万元就够了，包括房子、证券和现金。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可以按照2∶8配置，这就能保证一个有尊严的养老生活。另一方面，我也有被啃老的准备。儿子来吃我，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我吃什么你吃什么。生存没问题，面子自己挣。

　　活到这个岁数，于我而言已经知道了人生的精彩在何处。我看到了前面的风景，未来应该怎样。但可悲的是，也看到了自己要老去，吃饱等死。看到烟花上天，很美，但马上就落下来化成了烟。我快要爬到人生的峰顶，也知道自己下山时的狼狈样子。但是人不可能让思想成熟、身体强壮、财富积累三个指标同时处于巅峰，这不是自然规律，除了极少数的天才，就像扎克伯格才能够做到。

　　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没有了，就开始养老了。考虑养老的问题，必须要想清楚自己的生命观，你怎么面对死亡，怎么老去，这段“无能为力”的人生怎么过。

　　我有四个“养老”的榜样。比如索罗斯和巴菲特，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全世界人民养老的问题。因为他们足够有钱了，而且还在工作，并不把工作当负担。他们早已形成了个人的增值模式，越老越值钱。还有就是谢贤，以及香奈儿的设计师卡尔·拉格费尔德。活到老，玩儿到老，让生命接近于本能的灿烂，他们的财富可能和索罗斯、巴菲特没法比，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用钱把生命的本质发挥到极限。

　　40岁的时候，我面临的选择是“进攻型”养老，还是“防御型”养老。所谓“进攻型”，就是还要做一件事，做我擅长、喜欢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赚钱。就像巴菲特那样，跳着踢踏舞去上班。“防守型”就是攒一些钱，做一些投资，为自己和后代留够了存粮。其实，“防守型”的养老也有风险，谁能保证未来不会有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呢？我们的菜也许就被吞噬了。

　　我这种人不会轻易退休的，或者说不会像我爸爸那一辈，到了岁数就回家，完全不工作了。很多事情，比如旅行，不一定要退休才去做，条件允许，随时可以出发。我更喜欢“进攻型”养老，就是换一个轨道，不以谋生为目的找一件喜欢的事情和生意做。我是先把“护城河”挖出来，挣出养老的钱，然后做自己有兴趣的事，甚至难度还可以高一些。这是我保持自己价值感的方式。既然没人能给你安全感，只有自己给自己。

　　这个生意，一定是我能做，我喜欢做，我能做好的，而且是符合商业规律能赚钱的事情。它的底线是不能亏钱，不是把我修的护城河又填满，储备粮食再挖出来。我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押上全部家底，吃方便面去创业。

　　如果事情做不好，我就会关掉这个生意。我有一位朋友，他生意越大越睡不着觉，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状态。

　　去年，我父亲得了重病，做手术和化疗，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想做什么事情赶快去做吧，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他们那代人有他们的无助，我们有我们的焦虑。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名下有20套房子才有存在感，或者公司价值到100亿才有存在感，而我觉得一边积累财富，一边消费才有存在感。

　　中国人有个价值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们会把幸福寄托在老年与养老的质量上。老无所依、老了不受尊重是不幸福的；没有子孙满堂是不幸福的；叫我老王而不叫我“王老”是不幸福的。少年吃苦是为了老了的尊重与回报，这是别人看你的幸福感。

　　父亲的病颠覆了我的这种观念。我不能为了追求以后的医药费，为了受到所谓的尊重，而丧失我30岁、40岁、50岁的生活。也许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不应该分为养老和非养老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