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奶奶最满意，每次涨退休金都会高兴很久；父母这一代有些压抑，他们经历了太多不公平，开始认命了；我们年轻一代，虽然在家乡追求稳定的占多数，但毕竟选择更多了。”王蒙如此分析三代人对待养老金的不同态度。追求稳定的方法就是获得一个编制，这是县城几乎每个人都会惦记的事儿。王爸爸所在的商贸总公司，下属几十家小公司，一共1000多员工，可只有20多个人有编制。“没有编制的老员工，工资甚至不如一个有编制的毕业生多。”王爸爸无奈感慨。这种资源占有的级别差异，在消费水平不高的小城对比更加明显。

　　养老，家庭之外的探索

　　如果我们局限在家庭养老的模式来看，上面这三个家庭，基本上代表了当下中国城镇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处境受益于体制变迁的人，为未来体制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被体制所抛弃的人，则期望抓住下一次体制变迁的机会；而对于生活成本较低的小城市来说，进入体制，本身就是人们改善生活的最有效方式。

　　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小家庭制、养老主要靠社会保障体系，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和主流。研究家庭养老问题的专家曾经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东方国家对这一模式的推崇不同代际成员之间，由于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它们会以物质和精神的形式自然流动。有生产能力的年轻人缴纳保险，供养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本是一种合理的交换机制，因为如果社会正常发展的话，我们的养老自然可以由下一代人来承担。可是，由于各种历史欠账和遗留问题，加之频繁变化的政策和飞涨的物价，使得我们年轻一代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未来。

　　从我们的采访来看，观察养老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和医保政策成为两个平行的坐标点。前者关系到下一代能否为上一代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后者则关系到家庭养老中抵御风险的能力。对“421”结构的蔡璇一家来说，可以想象，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宝宝眼下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支持，未来也必将会承载更沉重的负担；对于依靠养老金生活的马大爷一家来说，女儿的大病几乎掏空了整个家庭的物质储备。

　　家庭养老在经济之外的优势已经被反复论述，甚至逐渐成为东西方社会的共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如何将社会保障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同理，家庭养老之外的选择也值得我们去探索。

　　在长春，和马大爷住在一个养老院里的老人还有将近40个。这是一座建在居民区里的三层小楼，外表有些破旧，一共有160张床位，两人一间，每张床位每月收费800～1000元，包括食宿。不同于政府办的福利院只收无依靠的孤寡老人和不能自理的病疾老人，这里常住的老人基本都可以生活自理，他们都有子女，有的还跟老伴一起住进来。除了个别确实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外，大部分都是主动选择的，他们的理由是：“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不方便；一个人在家做饭很麻烦；在这里有人聊天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