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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金难题:不公平双轨制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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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50年当我72岁的时候,环顾四周,与我一样进入老龄(60岁以上)阶段的同胞已占到中国人口的34%左右,据测算有4.4亿之多。在2012年的当下,当我作为中年人时,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为75岁,理论上我们这一代人平均需要负担退休一代10多年。
  对于这个普通的工人之家来说,养老金不仅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也成为他们与体制发生关系的关键节点。在上一轮国企改制与下岗潮中,他们几乎成为被体制所遗弃的群体,现在,他们害怕再次被甩下。“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儿,工厂辉煌的时候当学徒,出工之后没几年工厂就垮了,可已经错过了下海闯荡的年纪,等孩子上了学,又赶上物价飞涨,像是一直被甩来甩去,永远也跟不上社会的节奏。”马二的话虽然多少有些抱怨的成分,但却代表了大部分“50后”、“60后”一代人的现实处境。从某种程度上讲,退休,是他们与公共政策最后的链接。

  濮阳,小城里的资源级差

  我们采访的第三个家庭来自河南濮阳市,确切地说,是濮阳下辖的清丰县,一个有6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标准的三线小城。

  上个月,王蒙从河北上班的公司辞职回到了老家。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她就一直辗转在私企工作,对于未来的养老问题看得很淡,相比大家热议的退休金,她更看好商业保险。“就当是一种远期投资,养老主要还是得靠自己。”可是,回到老家后,她才发现像她这样想的人并不多,甚至不少同龄人,判断眼下工作好坏的标准,已经涵盖了20多年后的退休金能有多少。对于小城居民来说,养老制度的风吹草动已经进入了年轻人的视野。

  王蒙的妹妹大学刚刚毕业,现在是县城一家保险公司的临时工,期待着能够尽快转正,就可以享受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祖辈和父辈们的经历,都在验证着一个道理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就能够获得更大更稳定的回报。现行的养老金双轨制,在这个三线小城家里,表现得更明显。

  王蒙的爷爷当年在县城供销社工作,属于事业单位性质,1997年退休的时候,每月就能领到1000元出头;而奶奶几乎同时从纺织品公司退休,退休金却只有200元,是爷爷的1/5。现在,爷爷的退休金涨到2000多元,最近8年,国家连续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奶奶的退休金在连续猛涨8年之后,终于接近2000元。

  对体制内外有别感触更明显的是王蒙的爸爸。今年50岁的王爸爸,以前在县商业局下属的五交化公司上班,1993年,五交化公司倒闭后,调到兄弟单位商业物资公司任副经理,可没过多久,这家公司也破产了。变革年代里,大家纷纷托关系寻出路,有门道的人基本都调走了,可局领导没有放走王爸爸,而是把他调到县城的工业品市场去挂职。经过一轮轮政府机构改革,以前的商业局现在改成了商贸总公司,王爸爸上班的工业品市场就是商贸总公司下属的众多企业之一,它们的上级主管部门都是新组建的商务局。王爸爸离体制越来越远了,虽然公司名义上还跟政府有关联,但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不过是贡献一点微薄的门面房租金。

  王爸爸现在每月只有900元的工资,还要扣除六七十元的养老保险。可是,现在退休的清丰县企业职工,能拿到1300元左右的退休金。也就是说,退休要比工作还要划算得多。他告诉我们,像这样的情况在县城不在少数,除了少数效益比较好的单位,退休不仅不会减少收入,还比上班时有所提高。退休老人成了县城幸福指数最高的群体。

  王妈妈前几年从棉纺织厂下岗后,一直在舅舅开的餐馆帮忙,需要自己缴纳社会保险。与大伯和二伯一家相比,这个小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差一些,因此,王蒙和妹妹从小得到爷爷奶奶的接济也最多。一直到上大学,学费和买电脑等大额支出都是由爷爷奶奶负担。“老人成了家里的香饽饽,而且年龄越大对后代的帮助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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