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演讲

　　刚才易富贤博士讲的比较全面，他以赤子之心关切着我们国家的前途，对我国计划生育人口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长时间的研究，写了《大国空巢》这样一本很有针对性很有价值的书。我看他的论述很有道理，各方面的数据也很充分，很有说服力，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我对人口经济应该说研究不多，谈不上是专家，但许多现象我也看到了，且从一个少年一直看到现在，我也步入老年，看到计划生育给我周围人带来说不尽的痛苦，深感中国人口问题潜藏着巨大深刻的危机，将危害国家，遗患无穷。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我觉得有必要出来呼吁一下——计划生育搞了这么多年，应该停下来了。

　　毛主席在刚解放时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人口是国家构成的最主要因素。现今我们政府也处处讲要“以人为本”，古代政治思想家也反复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人口问题自古以来就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人口不仅关系到经济，也关系到社会、伦理、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历代当政者都把人口人手当作资源，采取存民养民政策，人口多标志着国力强盛。战国时为了扩张本国人力资源，列国都争相采取“俫民”政策，即招揽临国百姓到本国来耕种。对本国民众则分家析户，增殖人口。人口增殖也是地方官考课的主要标准，人多力量大，人口多赋税就多，兵员更充足，国家就强盛。所以说人是一切事物中第一个可宝贵的，自古以来就如此。

　　节制生育是近200年来才提出来的，此前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从来都是认为人越多越好，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繁荣昌盛或强大的根本，古代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听说有想方设法限制人口，减少人口的统治者。古希腊的斯巴达淘汰弱婴，但并不反对强壮人口越多越好。

　　人类的历史，从考古发掘出的化石证明有大概300多万年，人类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很不简单，人的生命很金贵，也很脆弱。根据现代高分子遗传生物科学DNA的测定，我们现今全球人类，都是大约15、16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智人的后代，DNA检测到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时也就十几个人，他们历尽艰难活下来传种接代生生不息，并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经过十几万年的发展，现在全球人口是70亿。中国人并不是五六十万年前“北京猿人”的后裔，北京猿人早已灭绝，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也灭绝了，有不少人种都灭绝没有走到今天，生命的延续是很不容易的。地球人口是很晚才突然快速增长的，长期以来全世界人口数量一直很少。走出非洲后，人口长期停滞在只有2万人到20万人之间，直到一两万年前，由于农业的发展，人口才开始发展起来。所以人是非常金贵和脆弱的。智人之所以能生存发展到今天，靠的是智慧，困守岩穴的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则由于其闭穴锁洞不会物物交换，最后被更聪明非洲来的智人所取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东方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大概一万年的农耕，发展出灿烂的古代文明，由于农业的发展，到秦朝的时候，人口达到2千万。

　　自秦以后，中国以发达的农业，养育着勤劳勇敢的人民，其人口占世界人口之比，大概一直在三分之一左右。但秦汉一直到唐，由于农业受到自然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人口最多也就五六千万，大概是汉武帝以后汉宣帝之时，西汉人口最多达到了六千多万，以后除隋炀帝大业初年人口曾短暂达到此数外，一直到唐朝盛世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战乱和灾荒瘟疫曾多次使中国“人口减半”，西晋永嘉丧乱后汉族人口曾减到千万以下。统治者为了维持国力，采取了屯田、课田、均田等多种办法存养控制人口，曹操就对当时因战乱造成的“千里无人烟”的状况伤透了脑筋，采取了鼓励生育增殖人口的措施。

　　到宋朝以后，因为长江流域的开发和水稻的普遍种植，棉花的利用，大大提高了我们祖先农业经济的规模。所以宋人口达到1个亿。到明朝中后期，由于引进玉米、红薯等等，人口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到清朝乾隆年间，中国古代人口达到最高峰，约有4亿人。中国古代虽也有因土地兼并、人口繁衍、人多地少而造成的“流民”现象，饥寒交迫的人民不甘苦痛起而造反的事件也屡屡发生，也有过人口压力，但历代统治者中还从来没有因为粮食不够的麻烦，而要采取一种减少人口的政策，要节制生育。相反，历代的地方官，如果能够使得冶下人民安居乐业，能够使人口增长，那都是最好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