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低迷、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面临预算紧张之际，全民医疗保健却势头正劲，这听起来有悖直觉。财政能力的确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的低资源配置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该地区只有卢旺达和加纳两个国家向全民医疗保健阔步行进。与之相比，中国和印度经济稳固发展、财政收入增加，这使得两国政府能够向长期被忽视的医疗保健部门投入资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民医疗保健的实现与一国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有关。正如劳里？加勒特等人在2009年发表于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相较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自己的一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的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古巴、冈比亚和加蓬，实现了更令人“惊艳”的医保预付制覆盖率。实际上，在推行全国医疗保险体系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中，不仅有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如巴西、泰国和中国台湾，也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如孟加拉国、菲律宾和斯里兰卡。

　　上述许多经济体，包括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及程度较低的巴西和泰国，均已接受了贝弗里奇模式（BeveridgeModel）的某些关键方面。该模式让政府通过税收直接资助全民医疗保健。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台湾、墨西哥和土耳其选择了全民健康保险模式。在该模式之下，资金来自由政府施行的、覆盖到每个公民的保险计划。另有一些国家，如韩国和哥斯达黎加则依靠强制性的社会医疗保险，其资金来源于在雇主和雇员的工资总额中扣除的部分。这种模式也被称为俾斯麦模式（BismarckModel）。

　　然而，在大部分国家，全民医疗保健都是通过混合资金模式推行的。例如，智利通过一种公共社会保险金来为全民医疗保健提供资金，它将俾斯麦模式与为无收入人群提供税收资助的贝弗里奇模式结合在一起。

　　在推行全民医疗保健的过程中，政治承诺和医疗体系的能力同等重要。非盈利性国际医疗保健组织“医疗管理科学”（ManagementSciencesforHealth）高级项目主任奎西？伊格汉指出：许多非洲政府或者缺乏推行全民医疗保健计划的政治意愿，或者没有能力研发新颖的资助机制来为全民医疗保健提供资金。

　　首要挑战

　　当然，有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可扩展性，也包括其可持续性。如何使那些为了实现全民医疗保健而制定的既有计划持续下去，这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关注的重大问题。在卢旺达这个拥有成功的全民医疗保健计划的国家，外国捐赠者支付了全国全部医疗费用的53%。在另一个同样取得成功的国家——斯里兰卡，人们的关注点是政府在人们需要时是否有能力继续提供免费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