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参考美国“健康管理”模式，引入管理式医疗保险。管理式医疗保险的核心是通过健康保险参与三方中的某两方联合，将三方参与简化为两方参与，从而简化复杂的利益冲突关系，最终达到控制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目的。国际上比较典型的管理式医疗保险有两种，一种是首选医疗服务机构或优先供给者组织（PreferredProviderOrganizations，PPO）。这是美国新兴的一种健康保险组织，代表投保人的利益，针对医疗服务收费与医院或医生进行价格谈判，最终选择同意降低收费价格并愿意接受监督的医院或医生签订合同。由于PPO按服务项目收费，一般将医疗服务价格降低15%左右，并且被保险人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和医生，因此，自推出以来大受欢迎。另一种典型代表是美国的健康维护组织（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HMO）。HMO开办自己的合同医院及招收医生，直接为参保人提供医疗服务，将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和医疗保险经费的出资者合二为一。据调查，在美国实行HMO的地区医疗费用下降约25%，成效显著。在我国，管理式医疗保险的探索已经起步，如健康保险公司同医院签订合同，但双方联盟深度显然不够，我们可以进一步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加大双方的相互渗透，如允许保险公司参股或投资医疗机构等方式，使两者从更深层次上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以有效遏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

　　第三，引入成本分担机制，主要包括引入共付额或共保率、起付线和封顶线等。实行成本分担机制使得消费者（患者）部分承担了经济损失的风险，从而提高了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因此提高共保率将会降低患者过度消费医疗保健服务的倾向，从而降低健康保险的成本。设定共保率和起付标准的方式很早就在美国被普遍采用，如很多健康险机构规定，按就医时序每季度有25美元的初始医疗费用不予受理，25美元以上的部分只受理80%。

　　医疗保险涉及保险、医学两大领域，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十分严重且难以控制，显然仅靠道德约束和节约意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有必要建立合理的约束和控制机制。但要注意的是，控制的目的不是绝对的减少医疗费用支出，而是适当的满足人们的医疗需求，减少医药资源的浪费，更好地保障人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近年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增长较快，但保险密度和深度却不尽人意。何以致此？笔者认为，道德风险因素为其中一个主因，并对其主要表现进行了剖析，进而参照国外成熟做法提出了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