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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大病治疗需建立制度保障 并非负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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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要提醒大家三十年前我们那时候叫公费医疗,城市是公费医疗。孩子们和老人那都是享受公费医疗待遇,那时候经济水平是什么?人均当时中国人的储蓄我算了1978年23块钱,人均P382块钱。现在人均P快到三万了,我们那时候国家的P是多少呢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益论坛。今年的5月30日到6月4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华人民国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儿童福利周将继续开展,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通过一系列社区活动和政策论坛让更多的人关注儿童福利。

  今天我们请到了3位专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儿童大病医疗的相关问题。这位是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王振耀院长,这位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医保处的齐广志处长、市红十字基金会常务理事长兼秘书长于瑞苓女士。

  齐广志:防范儿童疾病是社会责任更是责任

  主持人:上经常出现救助患重病儿童的报道,很多家庭无力支付高额的治疗费或因此陷入贫困,可以说对大病儿童进行帮助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必要性都包括哪些方面?

  王振耀: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社会为民办实事头等重要大事,它的意义常大的。因为儿童的福利如果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或者儿童的成长有一点定闪失,这会关系到未来整个社会的发展,牵扯到他将来的整个发展的健康问题?整个人民的家庭生活会不会幸福?牵扯到人们的心理的一种承受能力。所以说儿童大病能不能得到制度性的,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和社会的互动的机制,我觉得都是特别重要的。其实在全社会都是很早,甚至有许多国家是百把年前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采取各种方法来解决。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的福利水平,或者儿童的大病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制度性的保障,其实也是关注到我们国家的未来。

  主持人:具体有哪些儿童病种需要、企业和社会力量提供帮助?

  齐广志:随着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化学物质对人体的程度比较大,目前病种发展主要包括五类:患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恶性肿瘤和肾衰竭,白血病在治疗大概花20万到40万,病情较重的甚至要花费40万到80万之间。治疗这些儿童的病,如果没有社会力量救助,可能造成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中国16岁以下孩子占3亿多,占世界儿童五分之一,刚才王教授也讲到少年儿童是祖国未来人类素质提高是基础,防范儿童疾病是社会责任,更是的责任。

  主持人:随着的发展、信息方式的发达,我们发现这样的信息越来越多,但单个救助的效率和覆盖面毕竟会受到,形成一套有效的救助机制才能提供稳定的保障。请问王院长,儿童大病救助机制已经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目前推进的情况如何?

  王振耀:城乡当时的大病救助,包括儿童大病的救助机制,这是我当时参与的。然后到民政部福利司有儿童大病救助的,我又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且做了很多调查,最后确定了试点那些项目,和民政部、卫生部,劳动社会保障部一块来推动这个事情。从现在看大体上是这样的:一类像上海,两家红十字会在儿童大病问题上,他们是迈开了最早的步伐。很多在9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就做了一些试点,做了儿童大病住院医疗互助金。他们是个人拿50块钱,出50,但是做得很好。应该说报销的标准、比例,上海到现在都是红十字会在做,一年一个孩子可以得到补助十万块钱。上海当时谢会长给我们算了一笔帐,参保的200万儿童大体上是两个亿,一年大病儿童每人报销十万,大体上还可以剩一点点,这是一类。

  第二类是由牵头做的,想老百姓很满意的一老一小.别看这一老一小,这四个字在是心里很温暖的一个字,还是采取红十字会那个制度,也是自己出50块钱,出50块钱,现在这个制度在一些省会城市,像深圳、成都包括天津都跟上了。

  第三类从前年开始做的社会救助类的,以慈善组织为主,、社会密切合作来进行救助。其中最典型的是江西,江西慈善总会把渠道打得很通,哪家孩子有大病,通过慈善总会进行协调就能对其进行帮助。像这一类的省现在开始有几家了。

  但是总体上现在看儿童大病救助还处于相当不平衡的发展局面。很多地方想做,但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障碍,要达到、上海的水平,现在看来很多地方还没有准备。

  王振耀:资金问题并非儿童大病医疗制度建设最大障碍

  主持人: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是资金的问题吗?

  王振耀:从全国来看不是资金问题。我们算了一笔帐,为很多病种做了定点调查,按、上海的标准(一人每年报销最高额度是17万,参保时自己出50元,补贴50元),全国都达到的标准,三亿儿童如果全出也就是三百亿,如果像、上海出一半,老百姓拿一半,只有150亿。现在什么项目没有300亿,150亿就更少了。现在脱节的不是资金问题,主要是咱们社会对民生这个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认识还不够。都说这个钱怎么办,这个钱很多呀,一个孩子可能牵扯到几十万,算小帐算惯了,算大帐就有困难了。

  之前出现过一个很不好的数据,在央视的节目上海红十字会谢会长指出来那个数据可能不太确切。当时算出来全国身患白血病的儿童有二百万,如果按照一个人十万的补助就需要两千亿,这是一个天文数字。那天在做节目,就说这还得了,两千亿谁也不敢做。我们在承担这个任务研究的时候,一个的初中生,听我们在那儿讨论,说你们说的数大概不对吧,我们一下就傻了。按照0到14岁的儿童有两亿多来算,说明一百个孩子就有一个。他说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没有看到一百个孩子里有一个,社会上也没有这么多,大家一下觉得两百万怎么回事?结果一问,卫生部在搞了定点调查以后才发现是万分之三左右,不是百分之一,是相当少的。后来一合计全国白血病患者大体上是6万到7万,之前200万的数据太影响决策了。

  咱们整个社会还是弥漫着一种传统,以家庭为主来做儿童福利,好像儿童的成长是家庭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似乎到现在大家这个观念还没转过来。我当司长的时候为什么一推孤儿福利,原来大家为孤儿说了很多话,但是资金没落实,真正一落实中央拿出25亿,然后地方上、老百姓反映街上流浪、乞讨的孤儿少了很多,25亿的政策取得的效果是了不起的。所以资金不是大问题,但是我们的传统的行事方式和传统现在看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主持人:公益机构如红十字会、,这两种力量应该谁来占主导呢?

  王振耀:总结每个地方经验,占主导是能够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从报道上看,的个案发现得极少,可以说这一套机制是很有效的。

  齐广志:选择性参保是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

  主持人:请齐处长介绍一下在儿童大病救助机制建设方面的情况?

  齐广志:一老一小是2007年开始讲的,儿童大病救助机制是建得最早的,也是建得最好的。当然这个制度建立是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儿童大病医疗保险主要是出资,每年大概五个亿,投资五个亿。当时发生费用按照70%比例报销,保险肯定有分担机制,出大头。目前的投资,每人每年补助460,这个钱数在全国可能也是首屈一指的,别的城市达不到。

  王振耀:现在不是50了?

  齐广志:补助460,原来的病种是三个特病,花大钱病都在保障范围之内,一年可以报销17万。与红十字会两个结合起来,能解决一个孩子大病问题。对于政策来讲,随着经济情况形势不断好转,2007年到2010年大病医疗保险可以说一年一个台阶,07年开始建设,08年开始上一个台阶,把非生源的、非户口也纳入进来了,09年进一步扩大,2010年进行制度整合,每年多投3.5个亿。目前涉及所有儿童,包括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大约240万左右。现在居民报销分两块,一个是农村参加新农合,城镇的非农业的参加咱们医疗一老一小,目前在170多万人。每年平均起来,我们这个钱基本以收定支,每年基金不要求结余,全部花在这一方面,涉及范围全部覆盖。

  主持人:这是我们取得一些很好的成绩,不知道07年开始推广之后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齐广志:这项政策有大力支持,有广大市民和学生的积极参与和理解,这个工程推进得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还是有一点,由于受到文化水平,文明程度的,一些家长对自己孩子防范意识比较弱,比如孩子比较身体健康没什么病,每年不愿意多掏50、100块钱,万一出了意外也就没有了保障。医疗保险就是这么个概念,和义务对等。你必须交了50块钱,才可能得到17万的救助,但也可能今年花了50块钱,今年什么没得,还是一个互助的形式,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互相互帮。这个保险是自愿的,不能强制,之前没参保,发生了费用再去参保,说必须给我报,给经办机构带来很大问题。选择性参保,这个是最大问题。

  王振耀:经济优于的地区应该加强建设步伐

  主持人:救助制度建设的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有密切的关系,其他的地区像这样建立起来是否有困难?

  王振耀:是全国P最高的城市吗?我一直问一个问题,能做的,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比如沿海有些地区能不能想一想?但是你要看看这些年,虽十全十美,但是应该说这个步伐,起码对于加强社会和谐,对市文明的建设还是推动非常大的。

  需要分享的经验,首先是分享这样一种看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一年要把老百姓的事情多办一点,这种,民生不务虚,这是应该分享经验的。第二个学的算帐,市帐算得很细。再一个要学很细腻的一种工作方式,实际上也出现了各种矛盾,但是采取各种各样办法,没有保的可以通共红十字会,想了各种各样办法,想得很细腻,有几条线来做。这样一种对于外地可以说是值得学习的。

  于瑞苓:一年全仅三百多个大病儿童投入并不大

  主持人:红十字基金会有一个少儿大病救助基金,请问于秘书长这个基金建立的背景?

  于瑞苓:少儿大病救助方面我们学上海做了很多年,市民有一些反映,上海为市民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儿,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话,红十字会牵头跟市教委、市卫生局一起把少儿大病救助金建起来了,是在2004年。这个救助金应该说在当时儿童医疗救助体系还不完善的时候,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来做这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做起来肯定有一定难度,大家的意识还不够。我们当时做统计,光我们红会提供一年就有几百次向社会呼吁,为不同的孩子呼吁进行捐助,但是解决不了普遍的问题,解决不了一个人有病的时候不可能每次募捐,也不可能每次募捐募得很好的效果。怎么样找到一个实实在在机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借鉴上海的方式成立了一个补助金。

  现在这种状况,这么大的投入,这么大力度的宣传,还有有不参加保障的,当时推动起来就更困难了,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人有好处,怀疑做这个事儿目的是什么;当然也有人认识这个问题,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好,解决了实际问题。其实每个人交50块钱,我们当时强调的帮助自己主要也是帮助别人。你不得病等于为别人献上爱心,在青少年主要是开展爱心教育活动。

  三年逐渐的被社会认识了,逐渐这个工作就进一步发展。我觉得真的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就是市,这个事做起来以后,市看到了,这是一件实实在在好事,我们做了三年摸了一个经验,把儿童情况,儿童医疗情况,住院病人发病率情况,都摸得很清楚。一开始担心那么多白血病管得过来吗?实际经过我们调查并没有那么多。我们跟社保局交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白血病,经过三年的工作,应该说解决了一定的问题,现在一老一小也建起来了,我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好事。

  当时也有些反映,觉得红十字会做这个事儿挺好的,为什么要交给去做,他们上海还在做。我们是这么想,在红十字会,把一部分钱给红十字会,由买服务,由红十字会做这个事情,上海这个做法也很好。市把儿童这一块政策纳入医疗保险,我觉得也很好,我们做工作目的是让儿童医疗得到保障,现在做了这一块,作为一个普通群众,作为一个市市民,市做的儿童医疗保障对群众应该常好的。我们就是想给群众做一件事,做了以后,把这个工作交给社保局,社保局一年一个台阶,做得非常好。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来说,,红十字会是主义工作的助手,需要做什么,社会上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很多。救治儿童大病这个事儿来说,做了三年的少儿大病以后有一些结余。

  主持人:其实实际的投入没有那么大。

  于瑞苓:其实以前也将经费情况也公示过,三年下来少儿大病救助金还结余3400万。

  王振耀:平均一年节约一千万。

  于瑞苓:还剩下一些钱,我们把工作交给社保局,我们给打了一个报告。我们认为当时这个钱是从孩子那收的。当时建立这个补助金的初衷,也是为了救助这些大病儿童,搞的救助金,把这个工作交出来以后,剩余钱留在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基金,成立了一个少儿大病救助基金,仍然用于少儿大病救助工作。这个救助工作怎么办?就是齐处长说一年报销17万基础上,可能家长还有一定困难。比如自己花了40万,花了30万,报17万基准自己还花了一部分,还有一定的困难,由红十字会少儿大病救助基金再给他救助,现在定的标准一年上限是五万。怎么申请呢?市各个区县都有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承担这项工作,我们这么多年了,做这个工作群体基本都了解,宣传得比较广泛。一直到每个社区都有红十字会,谁家有病孩子可以到社区红十字会去申请,我家里有孩子得了什么病,我今年花了多少钱,我家庭有一定困难。申请以后社区红十字会会对他困难程度有一个认定,认定了以后会报道区红十字会,区红十字会可以给他发救助款。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剩三千多万块钱做了一个安排,分五年来使用。一年现在使用基本是六百多万,平均每年就三百来个大病儿童需要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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