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机构作用有限

　　尽管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中的儿童大病保险覆盖率正日益提升，但是医后报销制度、繁杂的手续和规定以及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制度不适用性，使得儿童出现大病之后，更多想到的是求助于慈善机构。

　　张雯所在的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从19年前就开始以孤儿救助为目标，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家庭。“我们在救助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孤儿都因为患有疾病以致无法被领养。”张雯说，正因如此，2000年前后，该基金会开始帮助孤儿就医。2004年，民政部启动了“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决定每年从发行中国福利彩票募集的彩票公益金中拿出1亿元，省、直辖市、自治区从省级留用彩票公益金、地方财政和社会捐赠筹集1亿元，总共筹措6亿元，3年内为大约3万名残疾孤儿实施手术矫治和康复。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觉得既然政府已经有所作为，便考虑转向其他救助方向。张雯说：“在救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贫困家庭也抱着孩子来治，但因为患者不是孤儿，就无法得到治疗，所以我们觉得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也应该成为救助的对象，如果他们得不到治疗的话也会变成孤儿。”因此，从2004年开始，该基金会就转向扶助贫困家庭的孩子就医，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近5000个手术。

　　虽然该基金会不设定救助的病种，只要是贫困家庭的孩子，都实施救助。但是张雯也承认，像白血病和恶性肿瘤这样费用昂贵的病很难筹足。“比如白内障或者唇腭裂，需要的钱都不多，白内障手术的费用是1000元左右，唇腭裂则需要4000~5000元，这些病种比较容易筹集医疗费，但是特别重的病，募捐效果不是很好，很多人更愿意捐助轻的、治疗效果好的，他们更倾向于捐一点钱就能治好一个孩子，而不是为大病治疗贡献杯水车薪。”张雯说，正因如此，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孩子反而被耽误了。

　　目前，包含儿童大病救助的基金会和慈善团体并非只有儿童希望一家，红十字会、华夏基金、嫣然基金、壹基金、成龙杨受成基金都涉及这类救助。“我们最多的时候做了600多个手术，当时申请的有1000多人。”张雯觉得，救助永远赶不上需要，慈善机构的力量很有限，她想，如果每个孩子都有专门的大病保险的话，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大病互助基金的可取之处

　　正当张雯想做大病保险而找银行估算的时候，她发现这样的形式早已存在了。2001年，上海红十字会基金会开展了少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的项目，每年缴费不到100元，参加者一旦因病、伤住院，凭少儿住院基金医疗证和住院医疗费用结算证明单，每人每学年最高累计支付额为10万元。此后，北京、成都等地的少儿住院医疗互助金也相继建立。张雯于是去找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于瑞苓了解情况，这才得知，3年中，北京红十字基金会这个一年只收50元的儿童医疗保险互助项目不仅没有出现亏损，反而剩余保金3000万元。于瑞苓告诉她，由于没有商业保险的利润分摊，加上儿童大病发病几率本身很低，所以才会出现大量结余。这一项目随后被并入了北京社保，成为北京“一小”制度的前身，北京社保将最高额度从8万元提高到了17万元。

　　凭着19年的救助经验，张雯觉得这个大病互助基金完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从2009年开始，连续3年，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都通过人大代表提出相关的议案。他们认为，目前全国仅有的20几个地区的少儿住院医疗互助金都只针对本省、市户籍的儿童，外来儿童一时还无法救助。而且，互助金的覆盖率低是大部分城市面临的问题，一是因为该举措不是强制性的保险，二是有些家长认识不够，导致投保率不高。而互助金的覆盖率正是整个项目的关键。“全国现在有3.49亿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如果把这个人群覆盖到50%~80%的时候，大病儿童就可以有保障了。”张雯说，他们要成为孩子的代言人，把儿童大病互助基金向全国推广。周子君也认为，目前的儿童医疗保险设计显得单一，这个体系应该由多个层级构成，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险和慈善救助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形成合力。

　　“我们在帮患儿筹集医疗费的过程中，家长有时候会耍点‘小花招’，把需要的钱说多一点。不过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孩子生病之后，大人通常都无法工作了，他们也得维持生活，所以我们会尽量多募集善款，要帮人就帮到底。”张雯说，这样的“欺骗”实属无奈，家长自己也不会觉得舒服。慈善救助虽然能够帮助一个家庭度过难关，但尊严只有靠真正有效的制度去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