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净值客户快速增长，他们中有超过60％具有企业主背景，这些创富人群绝大多数已超过50岁。企业的接班人问题、创富一代自身的身体和婚姻状况对企业未来走向的影响、财富的保值增值与分配；二代的婚姻风险、
人身意外风险乃至接班、转型与发展问题；更远到三代的身心健康、教育、家族精神传承等。如何稳妥有效地“传富”，正成为其焦虑的并迫切需要找出答案的问题。
剩下超过三分之一的高净值人群中则有一半是“金领”，虽然他们的收入来源与家庭/家族结构相对简单很多，但这些人很多有境外学习或工作背景，乃至拥有境外居民身份，对于投资与税收问题越来越敏感，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无论出自资产有序传承、子女育成、赡养长辈、养老保障、消费规划等角度，这群人也正积极寻求财富的有效节税与合理分配的解决方案。
家族财富的管理与传承，往往是线条丰富、结构复杂、极具个体化的解决方案。在这些方案之中，必定出现的部分是保险规划乃至保险金信托的安排。中国市场的保险金信托是随着家族信托的兴起而产生的。
保险金信托成为很多中国高净值客户试水建立完整家族信托的“敲门砖”，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保险+信托，比较简单又有效地解决了“三权分立”问题。家族资产的所有权本来就是似是而非的，创富一代与兄弟姐妹乃至父母间的资产本身是很难分割的，这种模糊的心理和情感认定，很难经受住时间和家族不断扩大的挑战；在管理权方面，不仅涉及家族的资产由谁打理的问题，也涉及要传承的资产是否与负债分割，不仅在意愿分配的时候存在，且在实施的时候还有与当初期望同等的价值。所以，部分指定的资产由专业的第三方打理，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方式。而保险+信托的方式，也体现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即国内家族信托与资产管理尚未达到国际水准的较长阶段），事实上由独立的两家金融机构进行履约承诺与互相“监管”的事实。在受益权方面，保险金信托更体现了其直接、长期、明确，并且不受继承权公证拖累的有效性。
其次，保险金信托本身的私密性和便捷性，令身故保险金或生存金的安排能更贴近投保人的意愿，并无需提前（保险理赔未发生之前、信托资产未分配之前）公布或公证，其安排的更改也相对更私密与高效。近年来随着一些著名遗产纠纷官司被八卦新闻传播，国人们也逐渐清楚地认识到遗嘱公证是不等于继承权公证的，所以复杂关系下仅凭遗嘱就顺利传富或分配遗产的情况很少见。而基于《信托法》保护的保险金信托，则避免了继承权公证的繁杂手续乃至遗产披露的手续。这种安排更适合对家族信托有概念无实践的高净值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