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促进养老保险改革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0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6.9%，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其特征表现为：程度高、速度快、数量大。

　　在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之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被打破，因此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最初的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企业对职工承担养老保障的责任。改革开放以后，建立了个人、企业、政府共同缴纳养老费的格局。1991年和1997年，国务院相继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与《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部分积累相结合的思路。2015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标志着在我国存在了将近20年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双轨制”的终结，近4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和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金。

　　近年来，世界各国一直在探索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缴费方法和给付待遇等问题。在此环境下，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发展包括居民消费、居民储蓄、投资等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即使在政府征收利息税、降低银行利息率、鼓励个人信贷消费的刺激之下，个人储蓄存款依旧逐年攀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底，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高达48.5亿元。

　　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关系的基本模型框架

　　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关系的基础模型是由安东（Ando）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建立的生命周期模型。继而费尔德斯坦（Feldstein）将退休年龄作为外生变量，即退休年龄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并将生命周期模型发展为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在1988年，谢弗林（Shefrin）和泰勒（Thaler）为了考察储蓄行为背后的原因，将心理因素加入到生命周期模型里，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的关系，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模型。为了弥补生命周期模型只注重分析个人在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安排的缺陷，萨缪尔森（Samuelson）和戴蒙德（Diamond）建立了世代交替模型，此模型开始涉及企业行为与代际之间的关系，为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又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在世代交替模型的基础上，巴罗（Barro）加入了利他主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私人世代转移模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然继续。

　　世界各国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

　　基于对美国1929年-1971年的相关数据分析，费尔德斯坦在安东和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消费函数的基础上，指出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引起了财富效应与税收效应。1971年因缴纳养老保险税费使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少了510亿美元，从而使个人储蓄余额减少了180亿美元，体现了养老保险的税收效应。1971年的养老保险财富为20290亿美元，进而使个人储蓄余额减少了430亿美元，这体现了养老保险的财富效应。综上所述，个人储蓄的总量减少了610亿美元，而1971年美国的个人总储蓄余额约为610亿美元，因此，在费尔德斯坦看来，美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使个人储蓄降低了30个？50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