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珍：在养老保险体系中有几个参量影响制度的收支平衡。影响制度收入的主要有工资基数和费率、就业人口等，影响支出的主要有退休人数和养老金水平。

　　我国现在的养老金缴费率是28%，在世界上已经很高了，而老年人拿到的退休金收入只有社会平均工资的40%，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之初的目标，养老金水平已经降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下。

　　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养老制度长期的财务平衡问题，进一步提高费率和降低养老金水平都没有空间。提高退休年龄就成了保障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因为它既可以增加就业人口，增加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又可以减少拿退休金人口的数量，减少基金的支出，对养老保险制度收和支的两端都发生作用。

　　当然，提高退休年龄不是唯一要做的事情，缴费工资的基数和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年限都是重要的参量。中国目前的制度设计里，缴费基数下限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一些地方进一步下降到40%，这样的缴费基数太低，减少了制度性收入；另外，缴费15年即可获得领取养老金的资格，一个人缴费15年却要拿数十年的养老金，这显然不合情理。一方面，按养老金计发办法，个人的养老金会非常低，另一方面又会需要制度对他大量的转移支付，最终制度造成财务压力。所以说，延迟退休年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其他的参量也需要改革。

　　“养老金不存在当期支付危机”

　　《决策》：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国家目前存在巨大的养老保险缺口，甚至出现了18.3万亿这样一个数值。

　　胡乃军：2011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69万亿元，支出1.28万亿元，截至2011年末，基金的累计结存达到1.9万亿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养老金不存在当期支付危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1.9万亿里面有1.7万亿是历年的财政补贴，如果把这部分拿走，个人账户再做实，那么也是存在缺口的，因为统计口径不一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肯定没有那么大。

　　18.3万亿这个数字是一份名为《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它其实是一个隐形负债的概念，这个和所谓的养老金缺口还是有差别的，是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假设养老保险体系实现覆盖扩大化了。

　　《决策》：目前对延迟退休存在很多质疑的声音，其中就包括可能挤压年轻人的就业空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珍：60多年来我们从没有延迟过退休年龄，没有实证数据，无法证明其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

　　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滞胀困境，经济不增长，就业形势严峻。很多国家为增加年轻人就业采取了一个措施——降低法定退休年龄。结果，到了80年代，出现了问题，降低退休年龄导致养老保险赡养比的恶化，保险费率提高，劳动力成本增加，机器代替劳动，就业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改善。也就是说，这一举措非但没有改善年轻人的就业状况，反而使养老负担变得更加不堪。于是，各国从上世纪90年代又纷纷开始提高退休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