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场，其范围是广大社会的人，交易产品明码标价，其交易组织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教或其他，而是每个参与者追求显性利润的最大化。正因为此，它的信用支持体系很难建立，失约、违约会时常发生，它需要公平、、透明的契约体系的支持，亦即与其配套的是文化。

　　第四种跨期交易安排是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这种安排的信用保障体系是国家的强制力，即立法、行政与司法。正因为这种交易体系的组织不是基于血缘、共同或者利润最大化，而是基于，所以，其空间和因此带给社会的交易成本也会很高。计划经济、福利国家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我们可以依赖血缘家族体系，也可以依赖基于教的组织，或者基于某种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缘组织，可以依赖，还可以依赖市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种安排更好、更优？为什么有些安排会更糟呢？正因为每种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会文化支持，其带来的文明性质也不同。基于金融市场的安排所带来的是商业文明、契约文化和，而基于的人际跨期价值配置体系培养的是官本位文化，是个利的文明。就像在中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基于的跨期利益交换体系会个人，个人的选择。

　　很多人说，既然的家也可以实现今天金融市场所能做的经济安全保障，为什么还要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是，通过“养子防老”人格化安排达到经济安全，这种互助体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个人、把人当工具而不完全当人的风俗和规范，必然要人的。

　　例如，休妻。在中国，今天已经没有休妻了，但是，至少从汉朝开始，以七条理由之一就可以地把妻子休掉，这对女士来说非常不公平。

　　婴儿保险哪种好唐律“七出”理由中，第一条就是不能生子。为什么呢？“养子防老”是依靠儿子来实现未来经济安全，妻子必须要能生儿子，否则整个家里长辈未来的安全就无保障了。所谓“不孝有三，无子为大”，所有的不孝中最首位的就是不能生儿子。二是淫佚，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七条理由中，有五条跟“养子防老”有关。

　　比如，如果妻子心太强，那么，丈夫怎么纳妾、怎么娶更多妻子？实际上，当一个社会只能依赖子女来养老、避险，那么，一夫多妻是必然的制度，因为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下，妻子有可能不能生育，或者即使能生育，也只能生女儿；或者即使能生儿子，也只能生一个或者两个，在过去的社会里婴儿死亡率高，生一两个儿子还是不够安全。所以，就有了休妻的法律和传统。

　　一夫多妻制在人类历史上被绝大多数社会所采用，或许道理也在这里，因为金融市场只是到近代才发展起来。我最近看到一份人类学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是基于对今天还在地球上的849个不同社会的调查，这里各社会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意义上的社会。他们发现，其中，708个社会今天还是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有137个，这里面包括中国，只有4个社会正好反过来，是一妻多夫。

　　这种研究发现不奇怪，实际上，在一百年前，执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可能不到100个。在相配的金融市场没跟上、也没有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当基于教的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体系也不常广泛的时候，即使从愿望上要终结一夫多妻制，也很难，因为今天终结了，明天可能还要恢复。

　　那么，一夫多妻制首先在哪里开始终结的呢？最早以一夫一妻约束社会的是古罗马。而教在公元4世纪前，其可以一夫多妻。后来，罗马帝国康斯坦丁就任后，于公元4世纪接受教为罗马国教，并使罗马城变成教世界的首府。随着教的罗马化，古罗马社会的一夫一妻制也慢慢成为教的主张。罗马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要求在西欧各地的不要娶很多妻子，要争守一夫一妻制。到公元6世纪，教世界基本上只容许一夫一妻。当然，在今天美国，一些地方因为摩曼教还允许一夫多妻，主要是摩曼教认为原来在《旧约全书》里并没有说只能一夫一妻，旧版《圣经》包括一个男的娶多个妻子的故事。他们认为，之所以今天的教社会只允许一夫一妻，主要是因为公元4世纪教被罗马化了，他们认为这改变了教的初衷。

　　但是，退一步讲，在公元4世纪教接受并推广一夫一妻制后，实际上使社会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族越来越不旺，这变相逼着人不能只靠血缘家族达到安全保障，而是要更多地依赖这个人际互助体系，这当然促进了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旦一夫一妻，家庭没儿子的概率会上升，靠养子防老会日益不安。虽然人们可以依赖提供的经济和上的互助，但是，到一定时候，人们还是会发现这不够。这也恰恰是为什么金融市场必然要在教世界里发展起来，因为经过了几百年的一夫一妻制，家庭逐渐缩小，提供的经济安全还是不够高。所以，现代金融在13世纪出现在西欧，或许不是巧合。

　　一夫多妻在中国真正结束是20世纪50年代。跟界其他国家一样，一夫多妻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如果大家都靠子女这种人格化的交易工具规避身老病残的经济风险，那你必须容许人们娶多个妻子，纳多个妾，让他们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多个妻子可以生多个儿子，未来的经济风险就小了，多子多福。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名人中，郑成功有8个妻妾，胡雪岩妾36个，张作霖妻妾6个，李鸿章4个。

　　以前，我们总喜欢用“旧社会”来形容、解释过去社会的现象，但是，每一种过去的风俗和习惯都有它的内在原因，尤其是经济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有“典妻”、“租妻”的传统？前面说到，“养子防老”体系下，一夫多妻制是一种必然结果。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钱娶多个妻妾，所以，就有了“典妻”、“租妻”以及妻妾买卖的交易市场。我们看到，之所以有这些历史传统和风俗，原来是因为过去的商业文明不发达，因为金融市场的不存在或不发达。

　　过去的人值几个钱？这话听起来不舒服，因为它本身就隐含了人只是商品的假设。但是，在人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活安全保障的社会里，人的买卖交易是正常的事。王跃生教授有一本著作《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我非常喜欢，其中有四张表，反映从乾隆后期的1781-1791年间，四种不同的女子的交易价格，童养媳、初婚少女、再嫁寡妇、被卖掉的妻子。那十年间，童养媳的平均交易价是10两银子，初婚女子是12两银子，寡妇再嫁是13到15两，妻子被卖掉的平均价最高，是21.58两银子。

　　为什么寡妇被卖掉时反而比15到20岁左右的初婚少女的价格更高？卖妻的价格相当于初婚女子的价格两倍，这两倍价差从某种意义上是反映情感的溢价。在妻子被卖时，决定价格的是婆婆和丈夫，如果丈夫和婆婆对这个妻子有感情，可能不太会把妻子卖掉。所以，丈夫和婆婆在卖妻时，肯定以最高价格作为他追求的目标。对于被卖掉的妻子和被卖掉的寡妇来说，买方付价越高对她自己更不利，因为被买过去后，做对方的妻子或妾会更苦，未来的丈夫出的价越高，他今后用得会更狠。当父母让女儿嫁出去时，彩礼谈判过程中因为感情的因素，价格最大化不一定是目标，因为亲生父母可能会觉得，如果要的彩礼太高，女儿嫁过去后的日子会很难过。寡妇被卖掉时，谈判的往往是婆婆和死去的丈夫的兄弟，他们也会把价格谈得很狠。

　　用子女作为交易工具以实现安全，不仅会把人变成商品，也必然给人口带来膨胀的压力。相反，如果金融市场很发达，就不需要靠多生子女来规避身老病残下的经济安全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就会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市场不发达的穷国人口总在不断增长，而市场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慢，甚至负增长。

　　市场经济是个人的基础

　　中国的“家”正在转型，其“生产单位”功能尽管还不低，但正在下降；其风险交易、跨期价值配置功能正在被金融市场取代。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化发展，商业文明正在中国社会落地、扎根，而在商业文明架构下，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在淡出，可以由市场完成的人际利益交换，就留给市场去做，市场在取代“家”的许多传统经济功能，但是，中国婚姻和“家”的定位正在往感情功能集中。

　　换言之，在以前，结婚不是或者不全是爱情的结果，而更是利益的交换，是一种经济交易，因为在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难有别的选择。但是，随着各类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用不着为了身老病残的安全保障而去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因为这些经济需要越来越通过市场就能解决好！

　　回头看当初的五四运动，年轻知识呼吁解放。但当时的知识没有一个学经济学的，更没有了解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是实现他们要追求的理想的基础。他们更多从价值观念、从文化愿望角度，表达了对、平等、的，并没有充分认识实现这些愿望的经济制度基础。

　　从我们前面的讨论中看到，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替代传统的家庭，帮助人们实现人际间的风险交易、保障未来的生活需要，那么，“家”作为风险交易体系的传统安排就不可能被放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市场，即使今天“孔家店”，明天还要“重建孔家店”。从长远讲，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让P增长更快、使资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贡献是，市场经济把个人从工具中解放出来，让个人更有和。

　　所以，尽管今天的好像对市场、对金融不利，但是，从更深层面来理解，我们会发现，目前的局面只是短暂的。历史上这样的争论反思多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商业文明、公司化、市场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许多学者经济学人，说经济学者只顾市场、只顾经济增长，而不在乎人文价值。我觉得我们恰恰太在乎人文价值，反而感到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经济。

　　如果离开市场经济，不管你靠“三纲五常”体系，还是靠计划经济、国有经济，还是以教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都要求你个人、让出你的空间，或是服从领导，或是服领导，或是服从于“三纲五常”之下的家权威，这些都是通向个人不之。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是个人选择，不是压力下的接受，所以，通过市场实现互通有无的安排，个人所要做出的是最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