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法》中对一些重要制度授权较多，让这部法律显得更像是搭建了一个原则性的框架，而并无很强的操作性。

　　据记者观察，就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些社保话题，具体实施方法多授权于国务院另行规定。譬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具体时间、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此外，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具体方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方法、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办法、社会保险费征缴的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等，都授权于国务院规定。

　　有知情人士认为，剩下的这些授权性条款，“都是目前最难啃的‘骨头’，也是部门之间博弈最为激烈的接合部。”

　　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授权条款，在郑秉文看来，根子上是因为我国的社保制度不是一揽子设计，缺乏完整性和前瞻性，没有一次性解决全部潜在问题，而是遇到一个问题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不断打补丁，结果造成补丁摞补丁。

　　制定社保法，本是一揽子解决社保设计问题的一个机会，然而，让他遗憾的是，此次法规最终出台，仍然回避了种种矛盾，对社保制度的推进程度极为有限。

　　张车伟则认为，这与我国社会保险先有制度，再有法律的现状有关。“旧制度既已存在，要想出一些具体的规定加以改造，比较难以实施。法律要将就现有的制度，所以无法规定得更详细，更有操作性。”

　　“社保法怎么落到实处，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相当远的路要走。”张车伟说。

　　不过，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却认为，《社会保险法》还应该再原则一些。“这个法不宜搞得很细，不是所有的法都讲操作性的，《社会保险法》是比较上位的法，它应该讲原则性，应该根据这个法再制定操作性的法。

　　此外，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还没有定型，将来很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改动。把现行的一些政策用法律固定下来以后，给将来进一步研究社会保险问题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唐钧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是反对现在就立《社会保险法》的，“时机还不成熟。2007年，中国才刚刚提出社会保障要覆盖全民，以前只针对城镇职工。这几年应该说覆盖全民的进度挺快，如果有个10年覆盖全民的实践，再去立法不迟。”

　　“现有的法律，有点像个杂烩，把过去还没有考虑覆盖全国时候的政策一股脑儿纳进来，将来要改会很麻烦。”唐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