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蔡秉良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困扰了国民许多年，而如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样一个世界难题在我们国家已经开始了重要的破题。
国家新医改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控制医疗总费用不合理地快速增长，这样，才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才让人民群众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在上海，部分医院从去年便已开始试点推行医保总额预付制，试图从制度设计上遏制大处方大检查。而现在，这些试点医院的改革已初见成效。在控制医疗总费用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难题才得以觅得一条降低百姓医疗费用负担的途径呢？在初见成效的今天，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分享呢？39健康网为此专访了上海仁济医院副院长蔡秉良。
39健康网：2009年，上海在仁济等三家医院开展医保总额预付试点以来，改革已见成效，医保费用增长势头有所减缓，从前些年的14%降到了11%。之前在相关会议上，曾听您谈到院方在对医改过程中精细化管理的压力和难度很大，请问，这个难题来自于哪里？
蔡秉良：这个难度其实来自两方面，病人和医生。
看病贵的原因，医生开不必要的大处方、做大检查难辞其咎。但是如今的社会健康生活理念普及，定期体检、治未病、重在预防等意识都已深入人心，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况没有丝毫懈怠，这是好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许多人由于对医学专业知识的缺乏，对疾病的恐惧，认为一定要将各项检查都做个透，认为贵的药就是好的药，吃了个遍就能治好病。这一系列地“折腾”中，费用上去了，病没治好，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也随之下降。
蔡秉良：所以我说的难，医保局给医院下了额度总量，院方院长必须按照这个标准来控制下面，控制好了，才能有计划的开展医疗活动。所以我说的难，于病人方而言，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生了病不给做检查，不给开药方，这都是以前那些不必要的“大检查大药方”观念给害的；于医生而言，他的处方权被限制了，要知道医生的处方权是无可替代，没有人能指使他可以开什么药不能开什么药。
用微信“扫一扫”，精彩内容随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