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说，从短期看，延长退休年龄会对我国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取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方式；而从长期来看，退休年龄的高低和宏观就业量不存在直接关系，延迟退休年龄与就业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是一下子从50岁延长到65岁，或者从60岁延长到65岁，肯定会对就业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对青年人就业会造成不利。”郑功成肯定地说，“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只能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即将这种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同时也维护不同年龄段的社会公平。”

　　“从宏观来看，一国的就业容量并不取决于退休人员所占岗位的数量，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郑功成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必然会持续增加，现阶段局部地区出现“用工荒”及劳动成本开始上升等现象，均表明人口红利期是不可持续的，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

　　“10年后、20年后，尤其是30年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将发生质的变化，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大幅度上升。按照现行年龄标准确定的老年劳动力、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都将成为就业市场上的有生力量。因此，现在开始考虑延长退休年龄，正是为了应对未来20~30年后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合理对策。”郑功成的理由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政府均不可能也不应当非理性地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退休年龄，应对未来劳动力供求关系深刻变化需要提前做准备，以保证这一制度在公平、平稳的前提下逐渐过渡。

　　郑功成还指出，从表面上看，延长退休年龄会影响青年人就业，但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老年人就业和年轻人就业并不存在绝对的替代关系。由于退休年龄低，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现象相当普遍，大量退休老人在从事着有收入报酬的劳动，从而并未从总量上释放出足够可供年轻人就业的岗位。

　　“因此，当前人们过分关注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影响，其实是没有考虑到多数老年人还在劳动的现象，忽略了50％以上的退休老年人事实上是‘退而不休’的客观事实，同时也忽略了国家不可能一步到位大跨度地将退休年龄提高。”他说。

　　“讨论延长退休年龄问题时特别需要理性。如果寿命延长是持续的，延长退休年龄就是必然的，在这种必然的趋势面前，需要讨论的其实不是延长不延长的问题，而是如何理性地延长的问题。如果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方式得当，其对就业等方面还具有积极意义。”郑功成列举说，这包括可以节约人力资源、增加国民收入，从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能够对人口红利期的逐渐消失起到弥补作用等。

　　小步推进 允许弹性

　　对于女性职工而言，假设从2010年起，退休年龄从50（55）岁延长到2049年的65岁，则每年延长4~5个月（3个月）即可实现；对于男性职工而言，假设从2015年起，从60岁延长到2049年的65岁，则每年延长两个月即可提前实现。

　　“这种小步渐进的方式，虽然会使退休年龄延长目标的实现过程拉长，但能够将延长退休年龄对个人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符合社会公平原则，进而可以降低改革的压力。”郑功成说，“如果我们认可到2049年时可以且应当实现男女退休年龄同龄，并将退休年龄达到65岁这样一个目标，从现在开始制定相关政策即是一种理性的取向。因为愈晚愈被动，愈晚愈不公平，愈晚愈对子孙不利也不见得有利于当代人。”

　　此外，郑功成表示，考虑到目前女性退休年龄大大低于男性退休年龄，需要在一个相对长的周期内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因此，先开始提高女性退休年龄，过一段时间后，再延长男性退休年龄，最终在2049年前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在延长退休年龄时，还可以允许一定的弹性，适当地给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一定的选择余地。

　　有人还指出，当年我国养老金出现巨大缺口，是准备推迟退休年龄的原因之一。有专家指出，在全球170多个已建立并运行多年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支付危机。据其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