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化进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早并且势头猛。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收不抵支的局面，养老基金缺口呈逐年扩大之势，面临的“空账”风险已是实实在在摆到了我们面前。比如在上海，目前退休人员达340万，养老金入不敷出，每年需要财政往里填100多亿。广东也有几个城市不同程度存在养老金“亏空”现象。如何缓解养老基金资金压力，开辟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新渠道，并有效规避隐性债务风险，已是中国经济社会的燃眉之急。

　　这些天，有代表在两会上建议，干脆卖掉一部分国企资产来填补历史欠账，提高退休职工的生活水平。也有代表认为，即使变卖国有资产发养老金不合我国国情，也可大幅度提高政府在国企的利润分红比例，直接将国企利润填补社保基金。目前全国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在万亿左右，按现有数据，2010年国企利润约有25000亿元，假如将15%的利润上缴政府，就有4000亿元左右。如果全部填补社保资金的话，几年时间就能填补上万亿的社保资金缺口。

　　老龄化，许多时候被视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的增加，如需增加有关养老的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

　　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据联合国2011年5月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总人口将减至12.956亿，而60岁以上人口将增加至4.392亿，占总人口的33.9%。2000年该比例为10.33%，2010年为13.26%。对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远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峻。

　　在很大程度上，养老金赤字是全球最大的隐性赤字。与西方一些国家的现有养老保障方式相伴的，就是政府长期承诺的迅速扩大，这些承诺的最终承担者仍然是国家财政的巨额赤字。政府对社会基本养老的承诺具有制度刚性，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养老保障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愈加不堪重负。

　　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IMF）统计，从2007年至2014年，G20中的工业化国家平均国债负债率(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上升至近25%。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吞噬着政府的财政资源，也是国家难以真正有效削减债务的真正原因。